20世纪70年代，尼克松访华，那时，坊间流传很多花絮。

　　其中一则说，这位总统先生步行至京城某条胡同时，看到一位加工爆米花的老乡，在烟熏火燎的炉子上，不停地摇动着一具圆肚形的铁筒，尼克松兴致十足地驻足观看。突然，砰的一声巨响，那小小的圆筒肚里，竟冒出来一大袋玉米花。于是，这位总统对随从人员说，哦，原来中国人是用这样膨胀体积的办法，来解决居民肚子问题的，真是了不起的发明。看来，这种粮食瞬间增长器，对美利坚合众国也是有用的。 

　　此类说来可笑，其实并不可笑的花絮还有很多。 

　　我始终也没弄懂花絮的编造者，用意何在？是自我解嘲呢？还是精神胜利法？思来想去，作为阿Q同胞的中国人，后者的可能性，应该大些。 

　　所谓膨化，本是食物的一种加工方式，在密闭的容器内，将谷物、豆类放置其中，加温加压后，瞬时恢复至常压状态，因水分急遽蒸发，使食品组织发生变化，成为多孔状的比原先体积膨大若干倍的海绵状物体。既然豆子、玉米可以膨化，那么，人为什么不可以膨化呢？而且，不需要放在铁筒里，更不用架在火炉上，只要想膨化，哪怕一个王八蛋，霎那间，也可膨成巨无霸。 

　　当然，这需要脸皮有足够的厚度，越厚，越能膨出水平。所以，对文坛上那些求名求利之心强烈者，什么都敢开牙，什么都敢伸手的勇敢者，膨化，甚至无耻地膨化，便是走向成功之路的不二法门。 

　　所以，在当前文学领域中，“大师”这个字眼，是常见词，出现频率相当之高，有应接不暇之感。我不晓得这是时代的福祉呢？还是一种文人的谵妄？我始终认为，上帝是位很吝啬的造物主，出手并不大方。在西方世界，也只是文艺复兴时代，才同时出现过达·芬奇、米开朗其罗、拉斐尔这样的群星共辉的大师，那是极罕有的情况。而在东方，康雍乾好几百年，才出了一个曹雪芹。怎么可能一下子天上掉下馅儿饼，给我们扔下成筐成箩的当代文学大师呢？文坛本是一处名利场，近二十多年来，由于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，大家就更加赤裸裸地追名逐利，更加肆无忌惮地比赛着膨化。应该起到决定作用的作品，倒不起什么作用了。 

　　作家的高低，作品的好坏，视其膨化的程度而定，虽然是笑话，但大家都奉为圭臬。然而，物质不灭，能量守恒，是宇宙间铁的定律。膨化食品，只是增加了大于原物体几倍、几十倍的体积，营养成分不会随着体积的改变而改变。一粒爆成足球大小的玉米花，和一粒没有爆裂的玉米，是没有差别的。同样，一部作品的膨化，一位作家的膨化，不管扩张到多么多么的大，他还是他，作品该卖不出去，还是卖不出去。 

　　我就听说过，一位膨化起来的大师，他的一部膨化起来的“经典”著作，新书从印刷厂出来，还散发着浓浓的油墨香味，直接就送到造纸厂的化浆池，一车一车地倒了进去。这可不是天方夜谭，目睹者再三说“向毛主席保证”，言之凿凿。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地追求膨化呢？我想，利益驱使，名位诱惑，是最大的动因。而当前到了不择手段竞争的地步，则是当代作家过多造成的。 

　　时下，中国作家不是一般的多，而是太多。任何物种，孳生过于泛滥，生物链就会出现危机，文学社会，也是要讲究生态平衡的。 

　　回顾现代文学的从容，能够沉下心来写出些认真的作品，便令我们这些后来人为之神往了。也许由于当时的文学中心，上海、北平，作家总数不是那么多的缘故。尽管有互不相能的是非，有各自标榜的派系，但终究由于从业者有足以驰骋的天地，不那么局促，遂也有了一份大度，不一定有你无我，有我无你的绝对不可。 

　　我记得我开始阅读文学作品，大约是20世纪40年代，在当时称为“孤岛”的上海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读过的，留有印象的，以及在爱好文学的同学之间经常谈论到的作家，不会超过三位数。 

　　这个数字，连我自己也很怀疑。但是，据北京图书馆书目编辑组的《中国现代作家著译书目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2年出版）和这部书的《续编》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出版），现代作家的数量，恐怕只是当代作家的一个零头。这部根据北图现藏并补充其他图书馆的一些藏书编写而成的书，是一部权威性的著作。前书共收录阿英、艾青、艾芜、巴金、巴人、冰心、曹禺等五十位作家著、译编、校的图书近三千种，后书收一百二十位作家著译三千四百种。看来，当时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间，充其量，也就只有区区百多位作家，是用不着恶性竞争，尤其不需要狂热地进行膨化。 

　　从鲁迅所编的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卷》来看，他负责收集编选的作家小说作品，是除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两个团体以外的作家的作品，共收三十三位作者的小说五十九篇。1935年至1936年间出版的这套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（赵家璧主编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），也是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盛事。是从1917年新文学运动开始到1926年十年间的创作和理论的选集。全书共十册，作品有小说一至三集，散文一至二集，诗歌、戏剧各一集。因我手头没有这套书，以鲁迅编的这一集为准，粗略统计一下的话，也足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作家，总数在百位数上下，是不大会错的。如果加上文学建设理论、文学论争、史料等其他各卷，也就二百人左右。 

　　当代作家的数量，就实在惊人了，而当代作品的数量，就尤其惊人了。仅以年产长篇小说六百部至七百部的这个速度，中国是这个世界上当之无愧的文学大国，是不用怀疑的。以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计，我记得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的一次统计，从新中国成立到那时止，会员为三千人。二十多年以后，如今的会员已达六千人。 

　　20世纪三四十年代，中国人口为四亿五千万，作家约为二百名，进入2l世纪，中国人口为十二亿，作家约为五千名（因为有的会员不一定是作家，因此不计在内），这样，两相比较，半个多世纪以来，我们这个国家，人口增长三倍，而作家却增长了二十五倍。 

　　这种缺乏科学，失之严谨的统计方式，肯定不为研究者所取，因此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不足凭信的，只是一个姑妄听之的毛估匡算，一个略具参考价值的坐标系数。如果，退一万步，作家与总人口的比例，就算是增加了十倍，十五倍，其竞争之严酷，也是不言而喻的。这就不得不逼得作家们削尖脑袋，或者打破脑袋去讨生活。若是想保住脑袋，那就得豁出脸皮，或者索性撕下脸皮，投身到毫不容情的竞争中去。譬如桌子上摆着一块蛋糕，你当然想吃，但你站在外围，你是绝对吃不上的，也许等人家吃完了以后，你再捡点残渣余滓。因此，首先，你得挤进围住这张桌子的座位上，这样，你可以分享到你的一块；其次，你若是挤掉你身旁座位上的人，你可以切得更大的一块。至于怎么样占住两张，或三张凳子，这就要看你膨化膨化再膨化的能量了。因此，生命不止，写作不息，膨化也就要进行到底的。 

　　1935年鲁迅为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小说二集》，写了几句《编选感想》，文字不多，抄录于下： 

　　这是新的小说的开始时候。技术是不能和现在的好作家相比较的，但把时代记在心里，就知道那时倒很少有随随便便的作品。内容当然更和现在不同了，但奇怪的是二十年后的现在的有些作品，却仍然赶不上那时候的。 

　　后来，小说的地位提高了，作品也大进步，只是同时也孪生了一个兄弟，叫做“滥造”。 

　　大师所以被称做大师，第一，他的先知先觉，第二，他的话，也包括他的作品，不那么快就过时。鲁迅六十多年前说的这番话，至今还是很有针对性的，这就是他的伟大之处，也是他至今仍旧被人讨伐的原因。不过，在他笔下的，那个名叫“滥造”的孪生兄弟，这些年来，可有出息了。一个个，一位位，一尊尊，从作品到人品，从形而上到形而下，已经进入全面的彻底的膨化状态之中。若是先生还活着，我想如他儿子周海婴所回忆的那样，闭嘴，不作声，或者爽性去坐牢，倒不失为求得一份安生的万全之策。 

　　再见吧，文学的爆米花，祝你们好运！ 

　　（摘自《文人的风骨》，学林出版社2007年7月版，定价：25.00元）